他是民國史研究的帶頭人，他所主編的《南京大屠殺史料集》，是日本軍國主義戰(zhàn)爭罪行的鐵證，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，成為當今中華民國史研究學界最具標志性的成果。

他是建國六十年時黨中央、國務(wù)院邀請的六十名新中國各個時期、各個領(lǐng)域“創(chuàng)新、創(chuàng)業(yè)、創(chuàng)優(yōu)”優(yōu)秀人才代表之一，也是教育部系統(tǒng)人文學科的兩位代表之一，赴北戴河進行學術(shù)活動。

他就是無數(shù)史學家眼中的“民國史巨子”——張憲文教授。

2017年5月8日，歷史學院中國史系2016級碩士支部有幸采訪到了八十多歲高齡的張憲文教授，聽他講述他成為一名黨員的故事，講述他與南大、與歷史研究的不解之緣。

放榜、煉鋼與入黨

為什么學歷史？學完歷史做什么？每一個以歷史為志業(yè)的人在踏入史學大門時，都會有這樣的思慮和考量。即便是后來身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張憲文教授，在1954年填報志愿、查看榜單后，也面臨著這樣的困惑。那時他剛滿二十歲，原本的志愿是去東北、北京或是上海學習經(jīng)濟，最終他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榜單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開始了與南京大學的不解之緣。

1958年是全民大煉鋼鐵的一年，作為大四的“老學長”，他更是積極參與?！暗酱髮W化學系借了一個坩堝，在地上挖坑，把坩堝放上，然后把原材料放進去，用高溫，一兩千度，原材料也化掉了，也倒出來了，然后冷卻了”，時隔近六十年，張憲文教授仍然清楚地記得“一千零七十萬噸”的煉鋼目標和這個煉鋼的趣事。

當年7月，畢業(yè)前夕，張憲文教授懷揣著建設(shè)國家的崇高理想加入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?！澳菚r候的理解和現(xiàn)在的理解不一樣，大量生產(chǎn)工業(yè)產(chǎn)品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(shè)高潮，對年輕人的吸引很大?！彼麄儗h和國家的感情極其濃厚，其時南京大學的校園里就貼有很多標語——“到邊疆去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”。被子、褥子、床單、枕頭，網(wǎng)袋、臉盆、水壺、漱口杯，他把四年前從山東帶來的鋪蓋卷又重新打包，做好了去青海的準備。

事情的發(fā)展卻是出人意料，1958屆歷史系畢業(yè)生的分配中，“有四五個同學到青海，有兩個同學到黑龍江，有兩個同學到山西”，滿打滿算要去青海的張憲文教授則是成了四位留校同學中的一個，但是一心想著奉獻國家的他心里并沒有多大震動，“當時大家希望做專業(yè)工作，沒有北上廣這樣的概念，也沒有說要回家鄉(xiāng)去，就想從事自己的專業(yè)工作?！?/span>

婚禮、白菜與吃魚

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南京大學歷史系，年輕的教職員占了大多數(shù)，操辦婚禮自然成了極其有趣的事情。對于生活簡樸的他們來說，兩個人的鋪蓋合在一起是婚姻最直接而本質(zhì)的表示。在張憲文教授的印象里，他就為不少老師操辦了婚禮?！敖Y(jié)婚的時候系里面有名單，比如說張三要結(jié)婚了，大家出份子，每個人五毛錢，五六十個老師加起來三十塊錢?！比畨K錢在當時也不算小數(shù)目，能夠為新人添置一些新婚的用品。1959年底，張憲文教授結(jié)婚時，就用這筆份子錢買了張床。會議室擺了長桌，老師們熱熱鬧鬧地圍成一圈，起哄著讓新人啃蘋果，唱支歌，談?wù)剳賽凼贰！敖Y(jié)婚不像現(xiàn)在花那么多錢，也不像現(xiàn)在這么熱鬧，也沒新衣服穿，就是戴一個花，都非常簡單?！钡麄兌紭吩谄渲校墙袢藷o法體味的意趣。

婚禮是少有的“奢侈”，簡樸才是生活的主旋律。那時張憲文教授的愛人也在南京大學工作，兩個人的工資幾乎都用來維持一日三餐的開銷，每月最多能拿出十幾塊錢為兩個孩子添置衣物，舊衣上的補丁已經(jīng)層層疊疊了。最困難的時候，一家人早晚只能吃稀飯，中午才能吃一頓干飯。他們每月只能領(lǐng)到一斤肉和六兩油，時常是清水煮白菜應(yīng)付度日。到1966年文科院系遷往溧陽辦分校時，他們才有了一筆九十塊錢的存款。

在學校，張憲文教授甚至還曾帶著老師們在校園的草坪上種菜。這些菜被賣給了食堂，老師們用換來的錢“搓一頓”，張憲文教授至今都記得在中山陵附近餐館吃魚的事，“肚子里沒油水，就要吃點葷菜嘛”。習慣了稀飯和白菜的腸胃，乍一遇到大魚大肉的刺激，果斷罷工，“吃完之后回到家，當晚就拉肚子，一夜拉了好多次”，大家都開玩笑吃魚沒補上營養(yǎng)就算了，還造成了損失。

“清水煮白菜”、“魚肉反傷身”，即便是在生活如此艱苦之時，老師們對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一點都沒有動搖?！皹巧蠘窍?，電燈電話”，物質(zhì)的充沛和生活的美好是他們對共產(chǎn)主義最簡單的理解和最誠摯的向往。不管此后的人們對于這段歷史的認識如何，在張憲文教授看來，對那時的黨員而言，“對未來的信心、前途真沒動搖”。

“一報兩刊三口袋”

 1958年9月正式留校后，張憲文教授被安排承擔中國現(xiàn)代史的教研任務(wù)。他心里明白，“中國現(xiàn)代史在史學里面可能是最難教的，難在它不是一個史學研究的框架，而是國共兩黨、革命反革命這種概念”。但是作為一名黨員，他“沒有二話，絕對服從”，開始了中國現(xiàn)代史的執(zhí)教生涯。

現(xiàn)代史教研最開始遇到的困難就是——“沒有資料，沒有教科書，只有‘一報兩刊三口袋’”。一報指人民日報，兩刊指紅旗雜志，三口袋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(fā)的三袋中共歷史文件的戲謔之稱。寫文章也大多圍繞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進行闡述，而諸如“抗日戰(zhàn)爭”這樣的歷史事件，年輕的學生們不了解，老師們也沒有教材，現(xiàn)代史的教學和研究非常困難。

1972年，周恩來總理再次提出要研究中華民國史。這項任務(wù)從人民出版社手中又移交給了中華書局，直至1974年最終落到張憲文教授的身上。十年后，他在南京大學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室，這一年也可謂是民國史研究的轉(zhuǎn)折點。經(jīng)過張憲文教授的不懈努力，研究室在1993年正式更名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，對民國史研究做出了極大貢獻。民國史也從當初的“險”學，成為如今炙手可熱的“顯”學。

《中華民國史綱》、《中華民國史》、《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史》、《蔣介石全傳》、《南京大屠殺全史》、兩岸合著《中華民國專題史》……“一報兩刊三口袋”那樣特殊的歷史時期已經(jīng)成為過去。他所主編的《南京大屠殺史料集》，是日本軍國主義戰(zhàn)爭罪行的鐵證，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，成為當今中華民國史研究學界最具標志性的成果。張憲文教授帶領(lǐng)著一批批歷史學人將中國現(xiàn)代史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巔峰。

追求本質(zhì)，堅守真理

 1962年，著名史學家翦伯贊教授到南京演講，在南京大學開了一場座談會。有一位老師向翦伯贊提問：“翦老師，我們學歷史干什么，學歷史有什么用??？”張憲文教授記得，翦伯贊并沒有給出一個清晰而明確的回答。在進入歷史系后，他也時常思索，歷史到底有何功用。

 歷史系教授陳恭祿老師看文章，總要先看后面的注釋，他認為寫文章要有第一手資料，有事實的根據(jù)，用事實說話。從陳先生這里得來的教導，是張憲文教授對歷史學者史德最初的認識——追求本質(zhì)、堅守真理。“學歷史應(yīng)當追求歷史的真實，要把歷史真相揭露出來……要堅守真理，我們學者有一種學術(shù)的勇氣，就是為了真理。”

那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說法很廣泛，張憲文教授根據(jù)歷史事實進行考證，認為“四大家族”的概念不是很恰當，“蔣宋孔陳，蔣沒有財產(chǎn)，陳也沒有財產(chǎn)，陳到了美國養(yǎng)雞，還是向朋友借的錢。只有宋和孔有點財產(chǎn)，還構(gòu)不成一個大財團，所以整個蔣宋孔陳是一個財團不大可能”。他給1977級、1978級的歷史系學生上課的時候就著重強調(diào)了這一點。后來他還為“四大家族”的考證動員上海著名經(jīng)濟學家丁日初先生寫過兩篇文章，影響廣泛，“四大家族”的概念在教材里就漸漸消失了。

對于歷史學者的責任和歷史學的功用，他有自己的深刻見解：“第一要推動歷史學科的發(fā)展……第二要為國家、民族的戰(zhàn)略需求服務(wù)?！?/span>1990年代后，國家教育部特別重視歷史學在國家戰(zhàn)略需求方面的作用，以南京大屠殺為例，兩國始終不能達成共同認識，當時的日本人認為是中國人制造了大屠殺的謊言。北京方面最終將大屠殺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安排給了張憲文教授。

“我們歷史學者應(yīng)該有這種義務(wù)、有這種責任，去把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搞清楚。”身在南京這座城市，張憲文教授覺得這種義務(wù)和責任更大。他向江蘇省委宣傳部匯報了經(jīng)費短缺的問題，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支持。最早籌得了一百萬元，為這項工作提供了經(jīng)濟保障。研究成果得到了海內(nèi)外的強烈關(guān)注，甚至連日本外務(wù)省都曾指令駐上?？傤I(lǐng)事館到南京大學對此進行兩次采訪。這些一手史料都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證據(jù)，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無可辯駁。

為什么學歷史？學完歷史做什么？很多人都認為學歷史就是講故事，學歷史就是背書，畢業(yè)了就是教書，如此而已。張憲文教授告訴我們，“學歷史有它的功能和價值，對國家民族來講，它的功能更加重要。”作為當代有志于史學研究的我們，應(yīng)當銘記并努力踐行張憲文教授所言，深切體悟歷史的功用，用歷史研究為國家建設(shè)服務(wù)。